主条目：中國抗日戰爭犧牲者列表、中日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战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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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4年之衝突，中國士兵至少傷亡300萬人，可能另有100萬人因病及營養不良而亡故；陣亡士兵有90%以上是中央軍部隊；炸死、燒死、餓死、淹死、被槍打死之中國人民還有900萬人；不同時期，前後有數千萬人成為難民，很多人顛沛流離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則在難民營過世[144]:23-24。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共傷亡3,500萬人，財產損失6,000億美元，中國人民為民族的獨立解放付出重大代價；中國戰場牽制日軍陸軍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軍力量，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卓越貢獻；中國國際地位也因此而提高[70]:165。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國。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145]:32。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46]。1947年2月15日，聯合國提出報告草案，詳述中國八年所遭戰爭破壞：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47]:8287。
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
（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
（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中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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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激烈巷战
何應欽在《開戰之前敵我兵力比較》中，對比「七七事變」中日軍力，開戰之初，日本兵員總數為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後備役兵、預備役兵為戰鬥兵，數量199.7萬人，補充兵人数248.2万[147]。陸軍常備師團17個，海軍艦艇190萬噸位，空軍飛機2,700多架[147]。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後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萬5,700~70萬人[148]。（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抗戰開始之初，國軍陸軍現役兵170多萬，補充兵約50萬；海軍艦艇11萬噸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軍僅有戰機305架，各式飛機加起來共600架[147]；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門，其中重炮只有48門[149]。1937年，中國飛機、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年產量為零；而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設備能力為年產3萬輛）[149]。國軍與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150]:64。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國軍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51]:243[152]。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損失戰機2,468架[153]:36-37[38]:253[152]。據日本統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總兵力212萬人，中國派遣軍有62萬人；到日本投降，日軍總兵力約700萬人，中國派遣軍有105萬人[154]:222。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阵亡177萬9774人[38]:253。根據日本統計，日本軍在整個二戰死亡約185萬至186萬人，其中中國戰場死亡約40萬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蘇軍打死關東軍約8萬多人，太平洋戰爭南方軍約死亡125萬人[154]:221-222，然而日本厚生省社會援護局於1990年代的統計卻將二戰期間的日軍死亡人數從185-186萬人上修至230多萬人，加上日本平民死亡人數，二戰期間日本至少死亡310多萬人，即便如此日本歷史學者吉田裕仍然認為此數據仍有相當程度的低估[155]。1949年日本第一復員局的統計報告估算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陸軍總共在華確認死亡196,796人，推定死亡4萬多人，加上日本海軍死亡人數以及統計誤差造成的漏算，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期間日軍在華死亡人數總共應不下30萬（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的日軍死亡人數不計在內）[156]。1983年讀賣新聞社出版《戰爭：中國侵略》記載由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總共有70多萬日軍死於中國戰場[157]。
中國先後徵發兵員1,400萬人，傷亡官兵320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4,880億美元[14]:715。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158]:114。蒋纬国《抗日御侮》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159]:120
据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160]:118据何成濬日记載，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後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161]:59。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62]:242[163]。然而日軍報告亦時常失實，例如棗宜會戰日軍資料聲稱僅傷亡11,000多人，然而根據日軍內部極機密檔案統計，1940年5月與6月的中國派遣軍死傷多達40,000以上，其中大部分應該傷亡於棗宜會戰[164]。又如在日本陸軍高層的報告當中，日本第21軍在1939年4月所發動的四月作戰僅陣亡14名，受傷39名[165]。然第21軍所送交的戰時旬報當中，就自承僅參戰的第104師團至4月20日就陣亡105人，受傷253人。而另一參戰的第18師團則僅在4月15~20日就陣亡36人，受傷142人[166]。然四月作戰在4月28日才告終止[165]。另外根據日軍第5師團師團長今村均在1940年3月的報告稱該師團自1939年11月16日登陸至隔年3月9日僅死亡1,161名（戰死與非戰鬥死亡皆算入）、受傷2,719名[167]，然而日軍第21軍參謀長根本博卻在戰時月報上給出第5師團僅於1939年12月19日至隔年1月底就至少戰死1,282名、戰傷2,800名的數據[168]。即便今村均在報告中大幅壓低傷亡人數，然而依舊承認第5師團至1940年2月上旬接收補充人員4,700多人，根據日本陸軍運輸資料其中有3,389人約在1940年1月下旬抵達[169]，也就是說另有1,300~1,400名補充人員在2月上旬補充第5師團因為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所產生的缺額（輕傷現地住院應不在內），而此時的第5師團正在進行賓陽作戰，足見此1,300~1,400名補充人員幾乎都是補充因賓陽作戰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所造成之缺額（輕傷現地住院應不在內），而2月上旬第5師團接受補充的當下賓陽作戰還在持續進行當中，若將接受補充的當下尚未列入紀錄的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者以及補充後所承受的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者和輕傷現地住院者算入，第5師團在賓陽作戰傷亡人數便多達好幾千名，足見賓陽作戰給日軍之傷亡甚眾（該作戰除第5師團外，還有近衛混成旅團、第18師團、台灣混成旅團參戰[170]），然日軍第21軍司令部卻報告該軍僅戰死295人、受傷1,307人[171]。除此之外，華北方面軍於戰果報告中提出該方面軍於1941年僅陣亡2,352人，受傷5,001人[172]，然根據華北方面軍戰時月報，該方面軍於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間可確認之作戰傷亡共計為陣亡4,599人，傷重不治264人，受傷10,338人[173]。1941年7月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在其上奏裕仁天皇的報告中裡面給出華北方面軍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共有7,679人戰死的數據[174]，然而1941年1月華北方面軍軍醫部給出的報告數據卻顯示該方面軍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戰死人數是8,161人[175]，明顯多田駿少報了482名戰死者[87][86][176]。甚至更為早期的華北方面軍軍醫部於1937年12月31日上報的該軍自七七事變以來的陣亡人數僅6,921名，然根據日方官報可確認日軍在1937年7月7日至12月31日在華北至少戰死8,177人、戰傷死1,164人[177]，以此可見華北方面軍軍醫部報告嚴重失實。
共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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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处作战的八路军士兵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178]。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匹[179][180]。
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181]。2015年7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吹風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研究成果作介紹[181]。李忠杰稱，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餘萬，佔各國傷亡人數總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價，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181]。
战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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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1946年中國和1947年中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
战後，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只對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182]。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介石意見，蔣介石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183]:147。战後美日同盟形成，使裕仁逃过一劫[184]。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處第一名日本戰犯野間賢之助死刑[47]:8295。1948年4月20日，中國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對法庭表示：中國政府要求對凡在對華戰爭中發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戰犯，予以「嚴厲與公正」之處罰，這種處罰並非在報復，而實在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47]:8578。12月23日，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47]:8759。
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85]。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南京大屠殺主謀、華南派遣軍司令官，中將軍銜）死刑；判決書宣布：「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壽夫部駐京之期間。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寳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及焚屍滅迹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47]:8308。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殺日本主犯之一田中軍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47]:8357。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86]。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38]:258。1949年1月26日，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南京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87]。中國共産黨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88]。1月31日，南京政府遵從東京麥克阿瑟命令，將日本侵華戰犯260名連同岡村寧次等9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東京[47]:8798。
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89][190]。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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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51年臺灣和1952年臺灣
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91]。
在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聲明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權[192]。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193]:153。另外一派学者則认为台北和約主權当然是归还给民国政府，而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債權之內的財產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94]。
在1972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表示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195]隨後該條文又在1978年8月12日簽署的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中的序言的“確認上述宣言是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應與嚴格遵守”的確認了中日聯合聲明的法律性。
从1979年開始，日本對华ODA贷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96]。
领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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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聯合國大會505號決議和琉球独立运动
中国收回中国东北地区，並接管在馬關條約中割让给日本的台灣、澎湖群島。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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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國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萬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隊，减少美國在太平洋战区之压力[197]，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之不利[198]。中國抗日的貢獻也使中國成為五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199][200]。
中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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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對中國影響很大[201][202]。隨著中国領土被日本佔領，中國金融、軍事、教育、工業、人口等都有很大改變[203]。
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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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國通貨膨脹 (1938年-1950年)
1947年6月4日，國民政府發表抗戰損失統計，中國抗戰直接損失達310億美元[47]:8367。
人口及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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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204]:114。其中有的隨國民政府遷都而調整與移動[205]，也有的不願转移而被日本佔領[206]。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207]。
國共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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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作战中的日军装甲部队
经历八年抗战後，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08]:12猛增至约127万人[209]，另有268万民兵[210]。“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11]。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12]:89增加到524万陆军[213]。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214]。國軍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長江沿岸，從而影響后來到國軍敗於中國共產黨[215]:169-170。
八路軍在即早獲知情報[216]。此外，华中解放区和华南解放区亦收復大片國土[217]。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更是在1945年8月抵達廣東省北部地區，开辟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218]。
抗日國軍後人、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堅持抗日是主流，過份強調支流，不符合歷史事實，「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大業沒有好處。」[219]謝繼民與台灣學生交流中，聽到「我們台灣，你們中國」之說法[220]。
2005年，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221]
蔣介石於1950年6月11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的演講時提到：「在抗戰以前，不論什麼事，我們總是平心靜氣，忍辱負重的和他們交涉，想法使他們能夠瞭解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決不能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否則只有同歸於盡。後來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公開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到了七七又發動盧溝橋事變，我們迫不得已，才起來全面抗戰。但是我們抗戰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戰爭結束，彼此立於平等的地位，做一個親善的兄弟之邦，真正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最後我們抗戰勝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條件那一天，我立即發表文告，聲明今後中國對日本決不報復，以後一切處理，都一本寬大原則予以優待；這就是要貫徹我們抗戰的初衷，實現總理的外交政策。經過我們這一次抗戰之後，大部份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國真是他們一個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識之士，更深切瞭解，亞洲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決不能單獨存在。我們只要日本軍民真正覺悟到這一點，中日之間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同時我們自己也要認清，如果亞洲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也是不能單獨存在的。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日本經過八年戰爭，已經徹底失敗了，我們雖然獲得一時的勝利，但是因為蘇俄指使共匪作亂，到如今也是徹底失敗了。這兩個國家現狀，實在都等於亡國，過去所謂『同歸於盡』的話，不幸而中了。現在中日兩國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國，中國亦不可敵視日本，兩國必須親睦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至此總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實行的可能了。
……我這一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擔任我們軍事訓練。這些日本教官自到臺灣以來，對我們各方面的貢獻，十分誠摯，他們都知道中國今日的災禍，無異是日本的災禍，復興中國的工作，就是復興日本的工作，所以他們在這裏擔任教官，和在日本訓練他本國學生一樣的精誠，因此我們腦筋裏再不可留有過去的敵意，更不能存一種輕視的心理，以為他們是打敗仗的，不值得我們的尊重。我們要反省在抗戰中我們究竟憑什麼來打敗日本？老實說我們抗戰的勝利，一半是靠著總理的主義和正確的國策，一半是靠著友邦美國的援助，纔有此徼倖的勝利。難道日本真是被我們打敗的麼？現在我們國家在這樣存亡危急，到處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時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險來台，且能以其一片至誠，來幫助我們反共抗俄，教授我們作戰的精神技術，以及其他各國所不能學得的學問，願與我們共患難、同甘苦、同仇敵愾、同舟共濟，那我們更應該特別優禮他們，尊敬他們。……」
民国政府也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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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蔣介石傳》作者布賴恩·克羅澤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他認蔣以大撤退爭取時間之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但政治後果卻對蔣長遠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國共產黨游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英雄主義氣概[222]:6。
费正清、杜希德编纂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认为，自1931年起，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压力由南京的國民政府承担，蒋介石成了对日作战的领导者，使其对社会革命和共产党的威胁被撇到了一边，使得共产党在长征中得以幸存，在华北边区的根据地没有被饿死，使得国民党衰落和共产党的幸存、壮大和胜利[223]:42。
日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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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葫蘆島被遣返的日本人
主条目：满蒙开拓移民、葫芦岛日侨大遣返、1948年中國和1949年中國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38]:244。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只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38]:244-245。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台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38]:245。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38]:245。中國為遺返日軍及日僑，曾調配船舶30萬噸[224]:169。中國政府緊縮一般交通，為日軍及日僑動員火車輪船[225]: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蘆島遣返日僑合共158批，計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計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226]。
儘管日軍沒有帶武器，仍然維持原有軍隊系統，而且歸還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揮上必需器材、飛機、汽車、腳踏車，致使日軍順利獲得遺返[227]:201。日軍及日僑從中國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礙日本鐵路運輸[228]:169。中國也曾給日軍及日僑增配火車[229]:169。
1947年1月7日，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留中國各地約300萬日本僑民、日本戰俘已遺送完畢[47]:8260。2月4日，中國向日本追還善本古籍首批10箱運返，尚有108箱待運[47]:8280。
2月24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授權麥克阿瑟將已指定之日本工業設備，先行分配30%與中國及菲律賓，作為初步賠償，由日本負擔所有拆卸、搬運費用；中國及菲律賓則負擔運輸船隻及其他費用。2月25日，中國、美國、蘇聯等國商討日本賠償問題[47]:8295。
3月7日，日本賠償物資約達1,000萬噸，中國可獲得30%[47]:8305。4月3日，美國政府發言人宣稱：美國政府已訓令麥克阿瑟於短期內依照臨時計劃，提前將30%日本賠償品給中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與馬來聯邦各國，中國可得15%[47]:8327-8328。
4月5日，據《大公報》南京電：美國政府授權麥克阿瑟以日本賠償物資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國應得之5%，將達130餘萬噸；駐日盟軍總部已將65家機器廠及12家火力發電廠之名單公佈，為先行拆遷之賠償物資之一部分，供中國、美國、荷蘭、菲律賓之選擇。中國之運輸計劃已擬就，第一批賠償物資將分兩次運回，所需費用將達8,000餘億元；須俟遠東賠委員會之通知到達，即可派員前往拆運[47]:8329。4月7日，中國海軍總部副參謀長高如峰談稱：關於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蘇四國一事，海軍總部已接獲通知，刻正遴選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47]:8330。4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日本驅逐艦級軍艦140艘，將立即平均分配與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是為根據1943年四國宣言，對239艘軍艦之首次分配[47]:8332。4月18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日本應保留足以使其維持1930年至1934年間生活水準之工業動力。」[47]:83374月19日，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兼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47]:8337。4月22日，海軍總司令部派馬德建、姚璵赴日接收日本賠償中國之軍艦[47]:8338。6月27日，首批日艦抽籤分配：中、美、英、蘇各得8艘，下月將由日本分駛各國[47]:8375。根據美、英、蘇、中四國協議，解散日本海軍所得戰艦92艘，四國平分，中國獲23艘；7月3日，日本賠償中國首批軍艦8艘抵達上海[47]:8378。7月17日，日本賠償艦隻第二次抽籤，中國共得8艘8,000餘噸；7月26日自日本啟碇，7月28日到達上海[47]:8384。
4月，因中、美、英、蘇、法、荷、澳、加、印、新西蘭對日要求賠款數目超過日本資產之總額，麥克阿瑟宣稱，必須堅持二原則：一、充許日本留存維持最低國民生活水準之產業；二、水準以上之資產，由各國分配[47]:8345。
5月1日，國民政府派秦汾為賠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決定將日本賠償物資分上海、南京、塘沽、漢口、廣州、青島、廣州灣、葫蘆島、馬尾、廈門、營口、石灰窰、基隆、高雄14地起卸；賠償物資包括工具機、造船器材、鋼鐵、化工原料、電力以及輕金屬等[47]:8346。5月5日，中國駐日本代表團賠償組長吳半農與其他7國賠償代表赴日本南部視察掠奪物品[47]:8349。5月12日，中國賠償及歸還代表團組成，吳半農為團長，負責處理日本賠償事宜，和盟軍總部賠償執行處及民間物資保管組聯繫，執行賠償事宜[47]:8353。
6月2日，上海各報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標題下刊載法國通訊社東京消息，日本希望獲得「跟美國共同托管琉球群島，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外有捕魚權及在台灣有特別移民權」等項權利[47]:8367。6月7日，台灣省議員、國大代表聯席會議，電請蔣妥籌對策，堅決反對日、美共管琉球群島及台灣特別移民權等無理要求；同日，台灣旅滬同鄉會代表旅滬同胞發表通電，請政府採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野心復活[47]:8368。6月21日，中國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資源委員會、僑務委員會等，共同組成赴日商務考察團，潘序倫任團長[47]:8373。
1948年1月16日，第一批2,600噸日本賠償物質（453箱機器），由中國「海康號」輪裝載自日本橫須賀港啟運赴華；第二艘開往日本的「海浙號」輪亦於本日由虬江碼頭啟航心，赴日本仙台港裝運賠償物質3,000噸，中國首批4人私人貿易代表也同往[47]:8493。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中共軍中之原日軍官兵總數約6萬人[47]:8683。
1949年2月23日，日本歸還戰時掠奪中國最後一批銅幣、鎳幣700餘噸，由「海遼」輪裝運回中國[47]:8827。4月18日，日本賠償中國之機器781件中，部分由「琪美號」輪運往上海[47]:8880。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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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化学武器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中国已发现各种日遗毒气弹约200万发，毒剂约100万吨，分布在中国十几个省，遭受直接伤害者达2000余人[230]。2003年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毒剂泄漏事件，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8月12日表示要妥善切实地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的废除义务，並表示日本政府将同中国方面密切合作，诚实地应对这次事故[231]。
自2010年起，陆续在南京、武汉、石家庄采用移动式销毁设备销毁保管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的日遗化武并顺利结束作业[232]。